黄图的前身柳州黄图出版社，是抗战时期第四战区的宣传机构，伍千里任社长。1942年，在张发奎帮助下，伍千里承顶了该社，将其办成了私人的文化企业公司。郑可原来在香港开办“郑可美术供应厂”，因香港沦陷，辗转来到了柳州。伍千里就在其公司增设了“蓝图营造厂”和“郑可工作室”。借助郑可的技术力量，经营建筑装饰、家具设计、铸造、石膏模型等。当时在曲江广东省艺专学美术的尹积昌，带着吴子復的介绍信来到柳州，拜郑可为师学习雕塑。同期学习的还有高永坚、许家光等。据尹回忆，所谓工作室只不过是在柳江边的一块荒地上搭起的简易工棚，条件相当艰苦。郑可这时期的雕塑作品主要有《光复桂南纪念碑》和《无名英雄像》等。

伍千里通过第四战区政治部的关系，向柳州各界民众商号倡议捐款建立《光复桂南纪念碑》。筹集到款项后交由“郑可工作室”负责设计承建。“碑座上有两大块浮雕，一块是中国士兵在丛林里打击日寇，敌人狼狈溃逃的情景；另一块描绘战后人们重返家园，盖房种地的情景。浮雕用芦苇和野草把几个场面自然地分离开”。碑文则以广西省政府名义发函至曲江上窑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，邀请吴子復到柳州来书写。尹积昌协助算字打格，亲睹吴子復以隶书直接在碑石上书丹。该碑1944年7月建成，9月柳桂撤退，碑遂毁于战火。

主题浮雕宣传抗战

广州爱群大厦楼高64米，共15层，为广州当时最高的建筑物，1937年7月27日建成开业。8月31日日军开始对广州狂轰滥炸，空袭连续14个月直到广州沦陷为止。据说为了弱化目标，人们将爱群大厦涂成黑色。郑可的作品镶在爱群大厦哪个位置，又在何时被毁弃的，有待材料新发现和知情者提供。

报载，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将得到适度修缮，这使我想起了公墓上的铜鹰。恰好，日前承雕塑家尹小艾见告，其师祖郑可先生的作品集已出版(王培波主编《郑可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)，内中载有铜鹰的清晰照片及郑可的多件早期作品。便有了冲动，想谈谈这位被遗忘了的粤籍前辈雕塑家。

——— 巴黎的市立高等实用美术学校，除了二小时的讲授之外，有时还得到各工厂去实习。比方是做地毯图案的时候，就到制地毯的工厂去。地毯用机械来多量制造的有，单制三两张的也有，为了合于制造的手续起见，就图案的设计者非亲自到那里去不可。

伍千里的大众公司性质与后来的“黄图”相似，经营摄影冲印并代理上海大众画报，二楼设展厅举办各种展览。青年艺术社以此为社址，当时青年艺术社在《广州民国日报》主编《艺术》周刊，联络点也设在这里。郑可刚回国，某日与吴子復、李桦等饭聚于伍千里家，与大家分享他留法的心得，后吴子復写成文章刊于《艺术》周刊上，文章引述郑可说：

□吴瑾

1934年秋，郑可刚回国，伍千里就在其设于永汉北路的大众公司为其作品作推广：“广州大众公司值郑可先生回国，特恳将其大作总理浮雕像制成纪念章、纪念票、纪念明信片作为庆祝总理六十九周年诞辰纪念的礼品。总理纪念章，法国巴黎造币厂铸造，明信片、纪念票，影写版精印。”(《广州民国日报》1934年11月1日)

郑可(1905-1987)原名应能，广东新会人，生于广州。少年时就读于广州圣心中学，喜欢吹洋箫和手工艺。1924年，其同乡私塾同学伍千里就读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，经伍的介绍，郑可认识了该班同学李桦和吴琬(子復)，从此喜欢上美术，开始自学绘画。1927年郑可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先后入读巴黎市立高等实用美术学校、巴黎国立美术学院雕刻系等，1934年秋学成归国。任广东勷勤大学建筑系室内装饰教授，同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兼素描课，并加入李桦、吴子復、伍千里等组织的青年艺术社，活跃于广州美术界。

←郑可。资料图片

郑可用这种象征寓意手法创作的作品，还有抗战前为广州爱群大厦所作的建筑浮雕。此作为对称的两件，各塑一个坐姿的女人体“右像取坐姿，示安稳之意，左手执穗，代表穗城，农业及丰收。右手执天秤代表公平正直，像的左下方为镇海楼，下方为广东的工厂，代表工业。右下方为粤海关，以示广东为重要口岸。左像与右像取不对偶的均衡，左右手分别是飞机火车，以示广东交通便利，像之左下方为该大厦之全景，下方为中山纪念碑，以示广东为一革命策源地。下方之邮船示广东地处海滨。据作者云，此再像费时四月方克完成云。”(上海《时代画报》1937年4月)刊发时浮雕题为《建设》。

图中雕塑雄鹰为定稿后尚未铸铜前的照片。放置作品的室内，上有胡毅生隶书题匾“黄图”，两边摆有石膏像、玻璃饰柜等。旁边站立者为伍千里，其时任“黄图文化企业公司”总经理。该公司是1946年9月从柳州迁回广州，址设惠爱中路38号。公司经营建筑装饰、石膏模型、摄影冲印与器材、书画展览等业务，内设“郑可工作室”和画廊等。铜鹰是由“黄图文化企业公司”承造，郑可创作的作品之一。据尹积昌回忆，郑可当时与朋友在香港还办有工厂，要兼顾两边。铜鹰的泥稿就交由尹先期制作，然后经郑可修改润色定稿。余下的放大、翻模、交付铸造、修饰等后期工作，都由尹积昌和高永坚、许家光等学生来完成。

人像浮雕精准传神

铜鹰安装于公墓的主体四柱纪念碑之上，当时的报纸这样描述：

由于战乱动荡种种原因，郑可的提倡没有获得多少响应。直到1951年应廖承志之邀，他放弃了香港的工厂，回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。在讲台上介绍包豪斯的时候依然是响应寥寥。怪不得黄永玉在《比我老的老头》中回忆郑可时，感叹他的理论提得太早了，孤僻得令人遗忘。

“广九车将抵广州站的一瞬间，我们从车窗中望过去，远处很像有万道豪光，闪烁耀目。那就是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，雍容伟岸，万古凌霄。站在墓碑顶的那只雄鹰，象征着我国族奋发鹰扬，一飞冲天的神气，蓄势待举，振翮盘空的飒飒雄姿……这座纪念碑的设计者便是郑可先生。”(香港《星岛日报》1947年9月17日)

艺术设计走在时代前头

郑可留法学习雕塑以外，于实用美术着力甚勤，涉猎既广，并且理论与实践兼修。他刚回国不久，就到静慧路省民众教育馆演讲《实用美术现在社会之地位》，继而发表《现代工业美术之轮廓》、《如何改进工艺美术》、《图书装饰的义意》、《关于连续图案制作法的检讨》等文章，大力提倡实用美术，推广现代设计新理念，他针对当时的现实指出：“中国固有的样式，美的原素现在已逐渐给从西方学到皮毛的轻浮形式所淹没，做成些流行着的不东不西的工艺品。这是表现着中国文化之低落，中国人认识的浅薄。所以，我相信要把中国现代化，要把中国的文明发扬光大，那么工业美术的注重应从今始。”(《广州民国日报》1934年11月10日)

双喜·邮喜特约：CULTURE历史

↑郑可为新一军纪念碑创作的《铜鹰》。

原标题：郑可：从雕塑家到现代艺术设计的先驱者

1931年10月10日，中山纪念堂举行开幕典礼。时任省党部宣传科干事的伍千里负责会场美术装饰和宣传工作，他请吴子復书写总理遗嘱，请郑可制作纪念章。与会来宾“入场须凭来宾证领发纪念章一枚，并须将该证悬于衿上，俾易识别。”(《广州民国日报》1931年10月11日)

◎吴瑾，书法家，美术史研究者，著有《青年艺术社与广州现代艺术1927-1937》等。

其时，郑可还有不少作品，都是黄图公司承接回来的。例如，香港华商总会为祝贺蒋介石六十大寿，向各商户筹款而铸造的蒋介石金像；还有张发奎将军像等。这都是后来提都不敢提的事情。

———我学过室内室外的装饰设计，学过家私装饰设计，学过陶磁、玻璃器的样式设计，学过钱银币的样式设计，学过铁工设计、首饰设计、丝织品设计等。对于工业的实用美术，我甚感兴趣。

郑可也为友人朋友造像，这类则手法不拘一格，大刀阔斧，潇洒畅达，艺术性较高，如《吴子復像》有如速写，寥寥几笔、形神兼备。为伍千里生日而作的侧面像，则以中文字题款塑出凸字用作背景，加入中国元素，极富装饰趣味。

(责任编辑：武汉三度艺术机构)